司马相如还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，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，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，看似只言片语，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，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。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。从现代美学的领域，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，是有益的和必要的。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。两汉赋作家中，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，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，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，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。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，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《谕巴蜀檄》《难蜀父老》《谏猎疏》《封禅文》等。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。尽管如此，从整体上看，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，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的声望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汉朝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历史学家司马迁。在整个《史记》中，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：一篇是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另一篇就是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。并且在《司马相如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、四篇散文，以致《司马相如列传》的篇幅大约相当于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的六倍。这就表明，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是超过贾谊的。

　　有关司马相如的传闻轶事也很多，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：

　　1、琴挑文君

　　刘武去世后，因不得志，称病辞职，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四川临邛（今四川省邛崃市），生活清贫。临邛令王吉与相如交好，对他说：“长卿，你长期离乡在外，求官任职，不太顺心，可以来我这里看看。”于是相如在临邛都亭住下，王吉天天拜访相如，相如托病不见，王吉更显恭敬。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“（县）令有贵客”，便设宴请客结交，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，王吉亲自相迎，相如只得前去赴宴。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，名文后，又名文君。因久仰相如文采，遂从屏风外窥视相如，司马相如佯作不知，而当受邀抚琴时，便趁机弹了一曲《凤求凰》，以传爱慕之情，因司马相如亦早闻卓文君芳名。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，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，不由得为他的气派、风度和才情所吸引，也产生了敬慕之情。宴毕，相如又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心意。于是文君深夜逃出家门，与相如私奔到了成都。卓王孙大怒，声称女儿违反礼教，自己却不忍心伤害她，但连一个铜板都不会给女儿。司马相如的家境穷困不堪，除了四面墙壁之外，简直一无所有。卓文君在成都住了一些时候，对司马相如说：“其实你只要跟我到临邛去，向我的同族兄弟们借些钱，我们就可以设法维持生活了。”司马相如听了她的话，便跟她一起到了临邛。他们把车马卖掉做本钱，开了一家酒店。卓文君当垆卖酒，掌管店务；司马相如系着围裙，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瓦器。

　　卓王孙闻讯后，深以为耻，觉得没脸见人，就整天大门不出。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：“你只有一子二女，又并不缺少钱财。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，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，虽然家境清寒，但毕竟是个人材；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。而且，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，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？”卓王孙无可奈何，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，铜钱百万，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。于是，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，购买田地住宅，过着富足的生活。

　　2、犬子由来

　　据太史公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司马相如“少时好读书，学击剑，故其亲名之曰“犬子”。也就是说“犬子”其实是他的乳名，或者名字。就像“二毛”、“小胖”之类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他长大后，也觉得名字不好听，加上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，自己便更名为相如。最开始，“犬子”之称，其实并无小名之意，只是司马相如的父母为了小儿好养活，便特意选一个低贱的字词为之命名，以远离鬼魅，但因为司马相如长大后自己改了名字，“犬子”才成了小名。

　　3、名琴绿绮

　　梁王慕名请司马相如作赋，相如写了一篇《如玉赋》相赠。此赋词藻瑰丽，气韵非凡。梁王极为高兴，就以自己收藏的“绿绮”琴回赠。“绿绮”是一张传世名琴，琴内有铭文曰：“桐梓合精”。司马相如得“绿绮”，如获珍宝。他精湛的琴艺配上“绿绮”绝妙的音色，使“绿绮”琴名噪一时。后来，“绿绮”就成了古琴的别称。成语红拂绿绮中的绿绮指司马相如以绿绮琴挑文君的典故，成语指能于流俗中识名士、敢于追求自己幸福的古代奇女子。

　　4、长门买赋

　　相传汉武帝陈皇后被打入长门宫后，日夜愁闷悲苦，听说成都人司马相如是天下写文章的妙手，就向他奉上百斤黄金，请他写下《长门赋》来打动武帝，又得亲幸。

　　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司马相如上书谏猎》《长门赋》《凤求凰》是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古琴曲，演义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。以“凤求凰”为通体比兴，不仅包含了热烈的求偶，而且也象征着男女主人公理想的非凡，旨趣的高尚，知音的默契等丰富的意蕴。全诗言浅意深，音节流亮，感情热烈奔放而又深挚缠绵，融楚辞骚体的旖旎绵邈和汉代民歌的清新明快于一炉。而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，将西南夷民族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，被称之为“安边功臣”，名垂青史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不拘封建礼教的束缚，追求自由、幸福的爱情婚姻的果敢行为，远在公元前就演绎了自由恋爱的爱情经典，被誉为“世界十大经典爱情之首”，闻名中外。后人则根据他二人的爱情故事，谱得琴曲《凤求凰》流传至今。位于成都北门高笋塘外百米的沙河上横卧着一座小桥，它就是古今闻名的驷马桥。往北过桥是个三岔路口，直行便是驷马桥街，右拐则叫驷马桥路。驷马桥原名升仙桥（位于成都北，现存升仙湖），因桥下的河水名升仙水，即今日之沙河。《华阳国志》说：“城北十里有升仙桥，有送客桥，汉代司马相如初入长安，题其门曰：‘不乘高车驷马，不过汝下’也。”意思是不乘四匹高头大马拉的官车，就不再从此桥过，表示一定要功成名就、志在必得。

　　讲到这里刘从戎喝了一口御酒后又点着了吕宋草吸了起来，他对田千秋、鲁吉阳、籍兴讲已经故去了几十年的贾谊与司马相如比起来，我觉得两个人则各有千秋。贾谊在政治等方面的作为，要比司马相如强得多，但在文学成就方面确实是不如司马相如的。说到此见还有些时间，刘从戎就顺带给这三个人简单介绍了下贾谊。贾谊洛阳人，西汉初年人，世称贾生。著有《新书》（刘向编成，初称《贾子新书》）。少有才名，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。汉文帝时任博士，迁太中大夫，受大臣周勃、灌婴排挤，谪为长沙王太傅，故后世亦称贾长沙、贾太傅。三年后被召回长安，为梁怀王太傅。梁怀王坠马而死，贾谊深自歉疚，抑郁而亡，时仅三十三岁。司马迁对屈原、贾谊都寄予同情，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，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“屈贾”。贾谊的代表作有《过秦论》《论积贮疏》《陈政事疏》等。赋则以《吊屈原赋》《鵩鸟赋》最为知名。汉高祖七年贾谊出生于洛阳，少有才名，师从荀况学生张苍。汉高后五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，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，对他非常器重，在贾谊辅佐下，吴公治理河南郡，成绩卓著，社会安定，时评天下第一。汉文帝登基，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，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，吴公因势举荐贾谊。汉文帝征召贾谊，委以博士之职，当时贾谊21岁，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。出任博士期间，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，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，应答如流，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，汉文帝非常欣赏，破格提拔，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。

　　贾谊初任太中大夫，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。汉文帝元年，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，上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》，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，主张“改正朔、易服色、制法度、兴礼乐”，以进一步代替秦制。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，认为条件还不成熟，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。文帝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，针对当时“背本趋末”（弃农经商）、“淫侈之风，日日以长”的现象，贾谊上《论积贮疏》，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，主张发展农业生产，加强粮食贮备，预防饥荒。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下令鼓励农业生产。政治上，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。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，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。绛侯周勃、灌婴、东阳侯、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，进言诽谤贾谊“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”。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，不再采纳他的意见。汉文帝四年（前176年），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。长沙地处南方，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。贾谊因贬离京，长途跋涉，途经湘江时，写下《吊屈原赋》凭吊屈原，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。时周勃被捕系狱，贾谊上疏《阶级》，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。汉文帝时，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，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，因此，“邓氏钱”和吴钱遍布天下。汉文帝五年（前175年），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《谏铸钱疏》，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，于国于民都很不利，建议文帝下令禁止。

　　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，有一只鵩鸟（猫头鹰）飞入房间，停在座位的旁边。猫头鹰像鹃，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。贾谊因被贬居长沙，长沙低洼潮湿，常自哀伤，以为寿命不长，如今鵩鸟进宅，更使他伤感不已，于是作《鵩鸟赋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，并以老庄的齐生死、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。谪居长沙三年后，汉文帝想念贾谊，征召入京，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。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，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。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，一直谈到深夜，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。谈论完了，汉文帝说：“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，自以为超过他了，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。”贾谊这次回到长安，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，灌婴已死，周勃遭冤狱被赦后，回到绛县封地，不再过问朝事。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，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，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，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，很受宠爱，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。贾谊任梁怀王太傅，虽在梁国封地，但仍体察政事，居安思危。这一时期，匈奴强盛，常侵犯汉朝边疆；汉朝刚刚建立，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；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，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，淮南王、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。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（《治安策》），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、制度疏阔、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。

　　汉文帝前元七年（前173年），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，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（今四川中部），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。第二年（前172年），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。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，上疏文帝，进行劝告，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。汉文帝十一年（前169年），贾谊32岁，随梁怀王入朝，梁怀王刘揖坠马而死，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，没有尽到责任，深深自责，经常哭泣，心情十分忧郁。梁怀王无子，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。贾谊认为，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；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，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，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，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，后者南到长江，从而连成一片。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，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，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。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，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，确实是深谋远虑。汉文帝十二年，贾谊在忧郁中死去，年仅三十三岁。西汉初年，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，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，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。西汉初期，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、黄老之学的束缚，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，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，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。贾谊认为秦亡在于“仁义不施”，要使汉朝长治久安，必须施仁义、行仁政。同时，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。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，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　　纵观贾谊一生，虽受谗遭贬，未登公卿之位，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，文帝还是比较重视，大略是实行了的。贾谊在政治、经济、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，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，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。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，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。因此，贾谊提出“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”，需两个方面的措施：其一曰定礼制，其二曰定地制。贾谊主张重视农民，提倡俭约，反对奢侈之风。文帝二年贾谊上《论积贮疏》，紧密围绕“积贮”的论题，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，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，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，发展经济，巩固国防，安定人民的生活，都有一定的贡献，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，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。在货币政策上，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，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。因而建议禁止私人铸钱、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，统一铸钱，不让铜流布于民间，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。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，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，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。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，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，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，“以厚德怀服四夷”，辅以“三表、五饵”之术。贾谊认为，只要实行他的“三表”、“五饵”的策略，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，孤立单于，并进而降服单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