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盛顿特区，1809年3月4日。

　　初春的寒意依然笼罩着这座年轻的首都。

　　波托马克河上的薄冰尚未完全消融，凛冽的北风卷过光秃秃的树枝，发出呜呜的声响。

　　国会大厦前，稀疏的人群顶着寒风，等待着新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。

　　詹姆斯·麦迪逊裹紧了身上的深色外套，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，感觉寒风似乎穿透了衣物，直抵骨髓。

　　但他知道，这种寒冷远不及他此刻心中的沉重。

　　他刚刚完成了宣誓，正式从他的朋友、导师托马斯·杰斐逊手中接过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。

　　台下，杰斐逊微笑着向他点头致意，这位卸任总统看起来轻松了不少，仿佛卸下了一个沉重的负担。

　　麦迪逊却无法感到轻松。

　　他知道，自己接过的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，更是一副沉甸甸的担子，一个内外交困、麻烦缠身的国家。

　　作为“宪法之父”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维系这个新生共和国的艰难。

　　而眼下的局势，更是前所未有的严峻。

　　最大的麻烦来自大洋彼岸。

　　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和强大的大英帝国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多年，像两头巨兽搏斗，而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，就像夹在它们中间的一叶扁舟，随时可能被碾碎。

　　英国人仗着其无敌的海军，肆无忌惮地拦截美国商船，强行征召美国水手，所谓的“皇家海军急需人手”，不过是海盗行径的遮羞布。

　　他们的“枢密院令”更是霸道，几乎禁止了美国与法国及其盟友的任何贸易。

　　而法国人也没好到哪里去。拿破仑针锋相对，同样将中立国的贸易视为非法。

　　美国的商船，无论驶向何方，都面临着被扣押的风险。

　　杰斐逊总统的应对措施——《禁运法案》，试图通过全面禁止对外贸易来迫使英法两国尊重美国的中立权。

　　这想法在理论上似乎可行，用经济手段施压。

　　但结果呢？

　　麦迪逊在心里苦笑。

　　结果是灾难性的。英国和法国的经济虽然受到一定影响，但远未到屈服的地步。

　　反倒是美国的经济遭到了毁灭性打击。

　　港口萧条，商人破产，农民的农产品堆积如山无法出口，失业和不满情绪在国内蔓延。

　　新英格兰地区的联邦党人甚至开始鼓吹脱离联邦。

　　最终，《禁运法案》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被迫废除，取而代之的是效力有限的《非交往法案》，仅仅禁止与英法两国的直接贸易。

　　但这又能解决多少问题？治标不治本。

　　现在，这个烂摊子交到了他的手上。

　　他该怎么办？

　　继续杰斐逊的外交路线，试图通过谈判解决争端？

　　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
　　英法两国都沉浸在欧陆的争霸中，根本没把美国的抗议放在眼里。

　　难道要选择一方结盟？

　　与英国结盟，意味着彻底放弃海洋自由，还得罪法国。与法国结盟？

　　拿破仑那个科西嘉怪物，野心勃勃，反复无常。

　　与他为伍无异于与虎谋皮，而且必然会引来英国海军更猛烈的报复。

　　维持中立？

　　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

　　当双方都不尊重你的中立时，中立就成了一个笑话，一个任人欺凌的借口。

　　国内的压力也很大。

　　民众对英国的蛮横行径日益愤怒，“战鹰派”的声音越来越高，要求对英宣战，夺取加拿大，一劳永逸地解决边境和贸易问题。

　　但美国做好战争的准备了吗？

　　陆军规模小得可怜，海军更是无法与皇家海军抗衡。

　　战争一旦开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　　麦迪逊感到一阵头痛。

　　他瞥了一眼台下民众期待的眼神，还有那些政坛老对手们审视的目光。

　　他知道，自己必须尽快找到一条出路，一条能够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，同时又能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出路。

　　“……维护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……”

　　他在心中默念着誓词的最后一句。

　　这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此刻唯一能抓住的信念。

　　典礼结束了。

　　人群渐渐散去。麦迪逊在助手的簇拥下，走向总统官邸。

　　寒风依旧，前路漫漫。

　　他知道，未来将充满挑战。

　　这需要智慧，需要勇气，更需要一点点运气。

　　回到办公室，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驱散了一些寒意。

　　麦迪逊坐到宽大的办公桌后，桌上已经堆放着一些文件。

　　他拿起一份最新的欧洲局势简报。

　　西班牙的战事还在继续，萨拉戈萨的陷落虽然令人扼腕，但也证明了西班牙人民抵抗的决心，这无疑会继续拖住拿破仑的大军。

　　奥地利似乎也在蠢蠢欲动。

　　这些对美国来说，或许能稍微减轻一些来自法国的压力。

　　但英国人的威胁，却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。

　　他揉了揉太阳穴，目光扫过地图。

　　视线在大西洋上来回移动，最终落在了遥远的北欧。

　　最新的消息隐约传来，世界的另一边，斯德哥尔摩的宫廷里，似乎也正酝酿着一场不小的风波。

　　俄国人对芬兰的入侵，不仅改变了波罗的海的格局，似乎也动摇了瑞典内部的权力平衡。

　　这个世界，真是没有一刻是平静的。

　　麦迪逊叹了口气，将注意力重新拉回到眼前的难题上。

　　无论瑞典发生什么，他首先要解决的，是美国自己的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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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斯德哥尔摩，1809年3月13日清晨。

　　天色依旧是铅灰色的，薄薄的积雪覆盖着王家岛的屋顶和石板路，梅拉伦湖面上的冰层在料峭的寒风中泛着死寂的光。

　　空气冷得像刀子，刮在脸上生疼，但格奥尔格·阿德勒斯佩尔中校感觉不到。

　　他内心的火焰，一种混杂着愤怒、焦虑和决绝的情绪，早已将这点寒意驱散得一干二净。

　　他站在自己位于老城狭窄街道旁的临时住所窗前，望着远处隐约可见的王宫轮廓。

　　那座宏伟的建筑，在过去象征着瑞典的荣耀和权力，如今在他眼中，却像一座囚禁着国家命运的华丽监狱。

　　“都准备好了吗？”

　　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

　　阿德勒斯佩尔没有回头，他认得是卡尔·约翰·阿德勒克罗伊茨少将的声音。

　　这位比他军衔更高、同样对现状忍无可忍的将军，是这次行动的核心人物之一。

　　“西路军的弟兄们已经就位。”阿德勒斯佩尔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他一夜未眠，“城内的联络也都确认过了。大部分卫戍部队会保持‘中立’，只要我们动作够快。”

　　“‘中立’……”阿德勒克罗伊茨哼了一声，语气中带着嘲讽，“一群墙头草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至少不会有太多不必要的流血。”

　　阿德勒斯佩尔转过身，看向这位面色凝重的同僚。

　　阿德勒克罗伊茨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军官常服，肩章上的银星在昏暗的光线下依然醒目。

　　他的眼神锐利，但眉宇间也藏着深深的忧虑。

　　“国王陛下，他现在在哪里？”阿德勒斯佩尔问道。

　　“还在王宫，据说昨晚又和他的那些宠臣们商议到深夜。”

　　阿德勒克罗伊茨走到窗边，与阿德勒斯佩尔并肩而立。

　　“商议什么？无非是如何继续这场打不赢的战争，如何向早已厌倦的人民榨取更多的税赋，如何继续他那套不切实际、对抗整个欧洲的‘神圣’外交。”

　　阿德勒斯佩尔的拳头不自觉地握紧了。

　　芬兰战争的惨败像一根毒刺，深深扎在每个瑞典军人的心里。

　　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军队，在俄国人的进攻下节节败退，大片的国土沦丧，无数士兵埋骨冰原。

　　而他们的国王，古斯塔夫四世·阿道夫，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，依旧固执地抱着与拿破仑为敌、与俄国死磕到底的念头。

　　“芬兰几乎丢光了。”阿德勒斯佩尔的声音低沉得如同自语，“波美拉尼亚也没了。英国人的援助？除了几艘破船和一些空头支票，我们得到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海军被封锁在港口，贸易断绝，国库空虚，人民在挨饿，士兵在流血……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卡尔！”

　　“我知道。”阿德勒克罗伊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所以我们才站在这里。为了瑞典，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
　　为了瑞典。

　　这四个字像沉重的誓言，压在他们的心头。

　　他们不是天生的叛逆者，他们是军人，曾经宣誓效忠国王。

　　但当国王的固执和无能将国家拖入深渊时，忠诚的对象就变成了这个国家本身，而不是那个坐在王位上的人。

　　“西路军的士兵们情绪怎么样？”阿德勒克罗伊茨换了个话题，语气稍微轻松了一些。

　　阿德勒斯佩尔是从西路军带兵秘密返回斯德哥尔摩的，这支部队的参与至关重要。

　　“他们只认军令。”阿德勒斯佩尔回答，“而且，他们也受够了。前线的惨状，后方的困苦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”

　　“只要我们登高一呼，没人会愿意继续为那个只会发疯的国王卖命。”

　　他想起了那些在前线冻得瑟瑟发抖、衣衫褴褛却依然要面对俄军炮火的士兵，想起了后方那些因为苛捐杂税而家徒四壁的农夫。

　　对比之下，王宫里的奢华和国王不顾现实的空谈显得如此刺眼。

　　“听说普鲁士那边，有些不一样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