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次研讨会的主持人是《十月》杂志的主编苏羽。

　　那是一个烫着利落短发的女人，脸上带着浅浅的笑，嗓门敞亮：“非常感谢各位能拨冗出席今天的研讨会，我们的主题是‘新改革浪潮的崛起’。”

　　杨百川对她挺有好感，一来她身为杂志社主编，还肯亲自给没名气的小作者写改稿信，有那个心就不简单；二来她那笑容，天然就带着一种亲和力。

　　“首先，我有必要阐述一下，这里提到的新改革浪潮到底是什么。

　　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咱们国家踏进了改革【开放的新时代。

　　文学向来是以时代为创作蓝本的，社会的变迁必然会引发作家们的诸多思考，所以，反映改革实践的文学作品就应运而生了。

　　79年，蒋子龙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学者们将其视为改革文学的开篇之作。

　　那以后，子龙又接连写了《开拓者》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这些作品，持续关注改革的进程。

　　这些作品写咱们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改革，塑造了锐意改革的人物，把旧制度的弊端、保守势力的阻挠，都反映了出来，有一定的复杂性。

　　但我们都知道，事物是有两面性的。改革者并非只有光辉、勇敢的一面。我们的作家同志如果只写好的一面，也就相当于掉回到前些年的样板戏之中了。

　　所以，在杨百川同志的启发下，我们提出了新改革文学的概念，希望作家们能写出更有复杂性、更能反映真实社会的改革文学作品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‘新’之所在。

　　下面，请杨百川同志说两句。”

　　杨百川一怔，没料到第一个发言的会是自己，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。

　　苏羽脸上还是那副笑眯眯的模样，冲他招了招手：“杨同志，坐着说就行。”

　　杨百川把会场扫了一圈，见那些大佬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一个个脸上没半点笑意，十分严肃。

　　这么多面孔叠在一起，使得杨百川的心子又朴朴紧跳起来，胸口泛起一阵恶心。

　　“我，我还是站着说比较好。”

　　苏羽旁边的王濛终于露出一丝笑容：“小兄弟，别紧张。”

　　杨百川对他点了点头，从桌上捡起发言稿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各位前辈，大家下午好。下面我来汇报一下我在这件事中的经历，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浅薄的看法。

　　去年9月，秋蝉未歇。我受邀到县作协做报告……礼堂里摆着几十排木质长椅，最好的白墙上留着工业学大庆的标语，虽已褪色，却仍清晰可辨。

　　前排坐着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作家，手里攥着笔记本，眼镜滑到鼻尖，正低声交谈。

　　后排则挤满了年轻的文学爱好者，他们的目光中充满期待，仿佛即将见证一场文学的盛宴……”

　　杨百川就用这样散文化的语言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。

　　文学的语言是没法不掺杂个人感情的。讲到报告的原文被篡改时，他的语气里带着刺。讲到后来跟方竟当面交谈的那段时，语气里又冒出一丝兴奋。

　　因为紧张，他只用半个钟头就把整件事情说明白了。

　　他慢慢坐下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
　　章洁笑了笑：“这个小同志是第一次参加研讨会吗？”

　　杨百川脸上腼腆，微微点了下头。

　　王濛哈哈笑起来：“还得是年轻人啊，就是有创造性。我记不清开过多少研讨会了，但用散文化的语言做汇报的，还是头一回见。”

　　杨百川听不出来这话是捧他还是损他，但还是摆了摆手，表示推辞。

　　苏羽把话筒拍得朴朴响，把众人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，说：“谢谢杨同志，为我们理清这场大辩论的起源。下面我们就依次发表观点吧，先从王书记开始。”

　　王濛抬起一只手，把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推让回去：“今天我们要聊新的东西，就应该从年轻人开始。我们这些老骨头，还是往边上挪挪，把位置腾给年轻人吧。成志，你先来。”

　　张成志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想到王濛会第一个点到自己，但随即又恢复了平静的表情。

　　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，先镇定自若地扫了一圈在场的前辈们，说：“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，但在我看来，‘新’的程度还不够。改革文学的‘新’，不能光停留在人物塑造上，还要触及文明精神层面。

　　我们谈改革者的多面性，是好的。但如果只盯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谋博弈，或者，就像刚刚杨兄说的，更进一步，关注改革者自身的性格问题，就把更深层的矛盾漏过去了。”

　　张成志说这话时，杨百川瞄了眼对面的章洁。她那篇去年刊登在《十月》杂志上的《沉重的翅膀》，就是前一种写法的典型。

　　女人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，专注地盯着发言人，看不透在想些什么。

　　“《乔厂长上任记》，其实是一种工业化碾碎传统文明的逻辑，好像碾得越碎，我们就更应该叫好一样。我觉得这样不好。

　　站在文学的角度上，要把改革写出深度和新意，除了杨兄所说的，要反思改革者的形象，还得更进一步，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。

　　在改革过程中，那些文化身份被撕碎的群体，比如牧民、农民，他们在工业化的时代里应该如何自处？我觉得，这才是改革文学里最具哲学意味的复杂性。”

　　杨百川突然记起，张成志也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。他的小说，像《黑骏马》《北方的河》什么的，一直关注着工业化进程中草原文明的落寞。看来此时这种思想已初现端倪。

　　旁边有个女声冒出来：“这样也有问题。

　　咱们眼下的主旋律是改革，需要把旧的东西连根拔去，再栽上新的东西。矫枉必须过正。如果刚开始搞改革就畏首畏尾，怕这怕那，怕破坏所谓的文明，怕把事情搞僵搞死，那还有谁敢大刀阔斧地改革？

　　写小说，不仅要反映社会现实，还要有理想信念。要是我们都悲观了、害怕了，谁还来给有改革想法的干部同志撑腰打气？”扭头过去，说话的正是章洁。

　　旁边的牛心武笑嘻嘻地开腔：“章姐，这其实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。你的观点和小张的观点，其实是矛盾的一体两面。”

　　章洁望着那个鼻头圆圆的小兄弟，问：“怎么说？”

　　“你说的不破不立，跟小张强调的文明之思，其实正好能造就文学的复杂性。

　　前一个是扎根现实的闯劲，后一个是来自历史的文明底色。改革不是要摧毁文明；而保护文明，也不像小张讲的那样要抵制改革。理想的改革文学，应该写出一种新的文明状态。

　　说改革会毁文明，其实是陷在二元对立的思维里了。工业化浪潮和传统文明，不是你死我活、非此即彼的关系。

　　我想举一个现成的例子，德国。19世纪末，德国人搞工业化搞得风风火火，但在这过程里，他们也没落下对历史遗产的保护，文化的根脉一直延续着。

　　文学的价值，就在于捕捉改革者身上，传统和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精神，也在于发现牧民、农民这些群体，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，是如何被社会塑造，又如何自我塑造的。”

　　王濛点了点头，说：“成志，你还有别的看法吗？”

　　杨百川见张成志轻轻晃了晃脑袋，便弱弱地把手举起来：“王老师，我可以说两句吗？”

　　王濛笑望着杨百川：“请说。”

　　杨百川刚要起身，见王濛冲他往下压了压手，便又一屁股坐回椅子上。

　　他接过话筒，说：“我其实一直有个想法，之前做报告的时候也提过，今天想再说得更清楚、细致一点。

　　其实刚刚张兄的观点跟我想的有点像，但他是站在文明层面上的，站得比我高。我就只想谈谈人物塑造的问题。

　　我觉得文学的关注点，应该从那些‘弄潮儿’转移到普普通通的底层老百姓身上。不然，我们现在写的东西，和原先的‘唯英雄论’有什么区别？

　　改革的真正分量，体现在那些正在经历变革的农民、工人身上，他们的精神面貌、生活状态，才应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。

　　新改革文学要是听不见底层人的声音，而只能听到改革者的呐喊，那么，所谓‘真实’也不过是漂在水面上的油花罢了。”

　　“说得好啊。”杨百川话音刚落，挨着牛心武坐的李沱就开了口。

　　在杨百川的印象里，李沱是先锋文学的伯乐之一，余华、马原、格非这些人，都被他推荐过，他还专门给他们写过评论文章。

　　杨百川暗自琢磨，等一会儿散会了，得把《雾镇》拿给他看看。他，再加上王濛，这篇小说的发表就稳了。

　　杨百川不知道，李沱其实还特别看重文学的社会担当，鼓励作家多去关注农民或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。

　　李沱接着说：“这个小同志，最开始的发言就很有意思。你回去把发言稿整理一下，改成一篇文章拿给我，我看能不能发在《燕京文学》上。”

　　杨百川心中一喜，止不住地点头道谢。

　　《燕京文学》，响当当的大刊，就这么发上了！

　　再加上《雾镇》，这一下就送出去两篇！

　　看来，混圈子是真的重要啊！